张鸣镛（1926-1968），被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称赞为是我国数学界的一颗明星，他培养过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等一批精英，原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数学会理事、《数学年刊》编委、《数学研究与评论》副主编。他在多重调和函数、多重调和势位及多重调和张量场方面做出了重要成果，“张鸣镛常数”被列入教育部审定的函数论教学大纲，成为唯一以中国数学家命名的条目。

张鸣镛出身温州龙湾永强书香门第，高祖父张振夔当过县学教谕，主讲过温州东山书院、台州宗文书院．晚年主讲乐清梅溪书院，69岁时在书院中逝世。这个家庭对教育及学术研究十分重视。张鸣镛从小就学习成绩突出，而且性格开朗，因此在大家庭中一直受到器重与喜爱。

张鸣镛从小就喜欢数学，他就读温州中学时看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书名原文中的主要词“Principia”被用来当作他和几个同学所办的壁报的刊名．他在房间门口贴了一副对联：“知数理共天文一色；待天才与奈端齐飞。”（奈端是牛顿的旧译）

1946年张鸣镛在浙江大学数学系读三年级，从此进入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当时浙大数学系有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及陈建功教授的有力指导，有良好的学术风气，张鸣镛在这种环境中飞速成长。

1950年张鸣镛发表了两篇微分几何方面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给出了Finsler空间子空间平均曲率的几何定义，超越了嘉当（E.Cartan）和贝尔瓦尔德（L.Berwald）的定义的特殊性，并得到了一系列结果。在1959年出版的伦德（Rund）的专著中介绍了张鸣镛的工作。这本专著TheDifferential Geometry ofFinslerSpaces（Finsler空间微分几何）是西德GMW丛书的101卷。在这本书中，有4位中国数学家的论文被引用，即苏步青（1篇）、陈省身（2篇）、王宪钟（1篇）及张鸣镛（2篇）。同时他也进行函数论方面的研究．1951年发表了关于多重解析函数及多重调和函数的论文。1952年发表论文《凸区域的一个遮盖定理》（论文是用德文写的）。这样，他大学毕业后担任助教的头四年共发表了5篇论文，同时在苏步青教授及陈建功教授的研究方向上都得到了出色的成果。

张鸣镛1946年到1952年的短短几年之中，他从一个大学生迅速的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数学家。

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浙大数学系解散，张鸣镛被分配到厦门大学。当时厦门很闭塞，只有汽车和外界相通。而厦门大学数学系刚刚建立，连同浙大刚调去的3位教师，合在一起才14个人，几乎没有图书资料。面对这种情况，张鸣镛没有气馁，也没有埋怨．他决心与其他教师一道，在厦门建立一个新的数学中心。

几年之中，厦大数学系在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1954年的厦大学报，除了一期海洋生物及两期社会科学外，只有一期是自然科学专集。该专集共有14篇论文，其中数学10篇、物理1篇、生物3篇。

张鸣镛到厦门的头五年中，发表了10篇论文。这期间他对多重调和函数、多重调和势位及多重调和张量场做出了重要的成果。1956年陈建功等在《科学通报》1956年11月号上发表了一篇介绍罗马尼亚数学的文章。文中也提到为数不多的几位中国数学家的工作．文章写道：“第二次大战之后，荷兰数学家里德（Ridder）、厦门大学张鸣镛都用面积导数的概念做了一些工作。”在介绍尼科列斯库（Nico－lescu）院士的工作之后，又写道：“笔者在此附加一句，厦门大学张鸣镛对于多重调和函数，已有优秀的贡献。”把张鸣镛的工作列入国际性数学工作之中，足见其成绩之显著。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张鸣镛在1955年发表了论文。该文所得到的一个凸象的Bloch型常数Tρ，后来曾被称为“张鸣镛常数”，并在1980年教育部审定的函数论专门化教学大纲中列为一个条目．这是列入该大纲的唯一的以中国数学家命名的条目。

在这期间，他还把平面区域内映照的莫尔斯（Morse）拓扑方法推广到Riemann曲面上去，并对阿尔弗斯（Ahlfors）把Schwarz引理推广到Riemann曲面上去的优越成果，作了进一步的改进。

除了紧张的科学研究，张鸣镛同时努力开展教学工作。他通过课堂、讨论班和个别指导培养学生，希望他们能达到国内、以至国际水平。

从1952年到1957年，厦大数学系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毕业生，例如陈景润、赖万才、林群等，陈景润毕业后曾是张鸣镛的助教。作为一个新建的系，取得这样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1955年到1957年，厦大数学系多次受到教育部的表扬。

张鸣镛（左）与陈景润。

上世纪60年代初到1978年，他两次主办过助教进修班。1979年，教育部委托厦大代办3个高校师资培训班，其中数学方面的培训班是张鸣镛主持的。此后，他大力培养研究生。他经常说，对于一个数学工作者来说，要坚持做到两条：一条是打好基础；另一条是一定要学习写论文。他时常对学生们讲：在学习中要积极思考、大胆探索，决不要迷信名家，名家也免不了有错误的结果。如果能找到反例把前人的结论推翻，也是一大成果，避免后人错上加错。

经过几年的努力，一些学生开始成长。1981年以后的几年内他们已发表了20多篇论文。例如一篇硕士论文《零容致密集上的椭圆马丁边界》（发表在1983年《数学年刊》第4卷），徐利治教授认为较之美国的博士论文并无逊色．日本中井教授也来信说这篇论文很好，向导师张鸣镛教授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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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张鸣镛对中国古代数学史有他自己的一番精辟见解。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是计算数学，关键是十进制。因此，有9个数就够了，“九，数之极也”。在这个基础上求高次代数方程的近似解时，对每位数顶多试（中国古代叫“议”）10次就够了。中国古代有很发达的代数，与古希腊形成鲜明的对比．至于中国古代的几何学，他认为主要贡献不是墨子书中一些希腊式的几何定义，而是“矩”。他认为矩就是直角坐标架．直角坐标法和“商高定理”形成了中国独特风格的解析几何学。这就是《周髀算经》中“夫矩之于数，其制裁万物，唯所为耳”那段话的意思。这同古希腊的几何学又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观点发表在为庆祝方德植教授教学50周年的论文中。

张鸣镛很注意中国数学史的问题。他在196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从微积分发展以来的近世数学的主要部分中，古希腊的几何和数论并没有留下不可缺少的重大遗产。比较起来，古代中国，或更广泛一些，古代东方，所发展的代数知识倒是近世数学分析更重要得多的源泉……古希腊没有像中国那样发达的代数……缺乏像十进制那样的计数法……他们不是把数分成个、十、百、千、万来写，然后计算，却是想法把大数尽量化成较小的数的乘积，然后计算。这使他们重视素数，发展了数论。”